督促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推动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城市基本取消重点人群落户限制，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等非户籍人口在城市便捷落户；计划改造城镇老旧小区3.9万个；6个试点城市未来将通过政策性租赁住房解决上百万新市民安居问题……今年，作为“两新一重”建设的重要内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各项工作正全面展开。

新型城镇化是又一轮基建大投资吗？新型城镇化“新”在何处？建设的核心是什么？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日前在接受人民网记者专访时表示，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核心，而以人为核心的具体体现就是以农民工及其家属在城镇落户、成为户籍人口的城镇化。而当前是推进这一进程的最好时期。

以下为专访全文：

人民网房产：在“双循环”的新格局下，城乡循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蔡昉：当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受到疫情影响，我们遇到了一些挑战，比如有些农民工没能外出，有些外出后发现就业市场不好又回到了农村。

这个时候首先应强调乡村振兴战略，特别是强调“产业兴旺”这一条。也就是说，我们进一步地发展农村产业，包括农业、农产品加工业和其他的相关产业，给农民在家门口创造机会，让他们保持收入增长。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也是一个机遇。

如果说过去的城镇化是以大规模的农民工进城务工为主而推动的城镇化，那么现在的新型城镇化则是以人为核心。而以人为核心的具体体现就是农民工及其家属在城镇落户、成为户籍人口。现在是最好的推进时期。

常住人口，也就是说不管户口在哪里，在一个地方居住半年以上就算这儿的人口。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现在我们已经是差不多60%了。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只有44%，也就是说中间有近16个百分点的差距。所以我们要继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让农民工，特别是那些比较长期稳定在城镇就业的农民工能够成为城市居民，这样既能稳定劳动力供给，又能激发出庞大的消费潜力。

人民网房产：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新型城镇化建设”，并着重提到县一级的城镇化建设。这是否出于稳投资、保增长的需要？我国县城城镇化有哪些优势？

蔡昉：推动县城城镇化确实有稳投资、保增长的功能，但更应该把县城城镇化看做长期的一个战略部署。

我国现在发展较快的城市是直辖市和一线城市。但不能忽略的是，我国已有380多个县级市，在这些县级市之外还有近3000个县级行政单位。从这个数字看，我国有着巨大的城镇化潜力。

目前看来，我国很多县级市规模都比较大，按照国际大城市标准，很多都属于大城市。所以，推进县城城镇化既能拓展超大城市的辐射力，又能刺激其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

但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发展还是相对滞后的。与我国收入水平接近的国家，其平均城镇化水平为66%，而我国是60.6%，仍存在近6个百分点的差距。

此外，在推进县城城镇化的过程中，还应积极转变县级政府职能,以更好地服务于人民，更好地推动县域经济、社会、文化全方位发展。

所以，推动县城城镇化反映出我们在政策制定时的独特优势，既能在短期内有效，又具有长期战略思考。

人民网房产：不同城市拥有的资源不同，如何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做到资源平衡？

蔡昉：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战略里其实包含了这个问题。

城市拥有资源的差异表现在多个方面。首先，我们有地区差距、区域差距；其次，我们有城乡差距。再有就是，居民之间享受基本公共服务上的差距。

这些我们都做了相应的战略安排，也一直在实行区域平衡发展战略。我们实行了像西部大开发、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新世纪的西部大开发等，战略在不断地升级。还有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中部崛起战略。现在我们又确定了一些像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不同的区域发展战略。这些发展战略的意图都不局限在一个地区的发展，而是带动几个不同区域的平衡发展，相互协调、相互促进。

这些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最终目的就是要解决城市之间的不平衡。但由于城市的级别，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也意味着资源占有的差距。但要注意的是，我们应该真正把城市级别作为规模经济的聚集点，而不是把它作为一个行政级别的单位，这样才更有利于取得资源的平衡。

人民网房产：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动力是什么？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蔡昉：城镇化和经济发展是同一个过程，城镇化本身有一个自身的动力。如果把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人均GDP和城镇化率画一条线，很自然就是一个斜率向上的直线。

过去我们城镇化的推动力，一个是城镇的拉力，因为它需要劳动力，产生了对新成长劳动力的需求；再一个是农村的推力，农村劳动力需要更高的收入，所以他们外出务工。在这种动力条件下形成的城镇化，就是我们说的常住人口的城镇化。在常住人口城镇化当中，包括大约1.7亿农民工。

但他们和城市居民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没有户口，导致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由于农民工和城市户籍人口相比存在差距，导致社会保障不稳定、就业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劳动力供给容易受到损失。

此外，由于社会保障不充分，外出务工群体的消费就有后顾之忧。我们根据调查数据做过一个测算，如果给农民工户口，让其得到基本的公共服务，但不提高工资，他的消费依然可以提高27%，这可以说明，现在他们还会受到户籍身份的约束，消费潜力没有发挥出来。

新型城镇化，就是以人为核心，以人为核心目前看就是以农民工的市民化为核心。做到这一点，我们潜力就非常大。

人民网房产：新型城镇化建设强调从空间的城镇化向人口的城镇化转变。今年，深圳等人口净流入增长较快的城市曾短期内出现房价过快上涨的现象。新型城镇化是否会形成新一轮房价上涨的推手？

蔡昉：我们做过一些研究，发现很多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提高，是由于改定义改出来的。比如有的超一线城市的区下面还有很多村，但是把村委会改名居委会后，尽管这些人就业没变化、基本公共服务没变化，但是户籍变了，人口城镇化率就提高了。还有县改市、改区，这些都会起到这个作用。所以这类的城镇化人群和房价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但这类城镇化没有直接针对已经进了城的1.7亿农民工，所以我认为，城镇化重点还是要关注怎么解决真正的农民工的问题。

总的来说，农民工进城会产生新的需求。除了他自己的一般性消费之外，他会对城市建设、房产也会产生一定需求。但是不能指望农民工去买商品房。因此，配合着农民工的市民化，政府要保障他们“住有所居”，而住有所居的概念意味着可以变成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内涵。基本公共服务就是政府要买单。

所以，保障性住房是未来容纳农民工的主要途径。农民工进城会对城市经济发展有刺激，但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对房地产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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